宋高宗建炎三年(公元1129年)3月的一天，一切看上去都如往日一样，风轻云淡，岁月静好，王渊退朝回家，正骑着马，路上走呢，突然闪出一队人马，没等王渊整明白是咋回事，人头和身子就分了家，这队人马随后包围了宦官康履的住处，康履恰巧在宫中办事不在，士兵们见了没胡子的男人就杀，顷刻间斩杀一百多人。

之后这队人马直扑皇宫，守卫皇宫的禁军首领是苗傅，见到这队杀气腾腾的人马前来，毫不犹豫打开宫门，守宫禁军与这队人马兵合一处，包围了宋高宗赵构的住处。宋高宗吓得体似筛糠，壮着胆子扒墙头问话。

这队人马的首领是刘正彦，他之前已经和苗傅谋划好了，兵变的口号就三个字“清君侧”。因为不满王渊和康履相互勾结，才发起兵变。宋高宗不得已只好交出康履，任由叛军乱刀砍死。这还不算完，两人一琢磨，万一赵构回头整我们事咋办?

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皇上也拿下，于是就逼迫宋高宗退位，禅让给三岁的儿子赵旉，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，改元明受，大权全部被苗傅和刘正彦掌握。这次兵变史称“明受兵变”，又称“苗刘之变”。

赵构这辈子经历也真是丰富，十来岁先是做了金国人质，经历了靖康之变，意外做了皇上，年纪轻轻被人逼着退位，整日里被金兵打得找不到北，老了老了还得禅位，一辈子就一儿子还被吓死了。。。。。。

要说这个兵变的原因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因为他任用亲信。

赵构当上皇帝，本身就是个意外，不是其他人都被掳走了，根本轮不到他，所以他自己之前也没有过做皇上的准备，这一下子当皇上了，可身边没自己人可用啊，怎么办?

好办，他康王府的宦官们，这是跟随他多年的老人，带过来用，康履就是原来他康王府的宦官头子，王渊则是对他有拥立之功，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。

但这两个人呢，仗着皇上宠信，做事就有些太过高调，所以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，时间一长，牢骚和怨言在这些勤王将领中就开始蔓延，刘正彦和苗傅就是其中典型代表，最终引发了这次兵变。

宋高宗赵构此时才刚刚二十二岁，这个年纪就开始享受退休生活?是不是有点早?

不甘心退位当太上皇的赵构于是悄悄与宰相朱胜非密议，派人召集前线的张浚、吕颐浩、刘光世等人回师平叛。驻守平江府(今江苏苏州)的礼部侍郎、节制军马张浚与知江宁府(今江苏南京)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、江东安抚制置使吕颐浩决议起兵讨伐。

大将张俊首先表态，他赶到前敌指挥部平江，与总指挥张浚会面，两人决定要匡扶社稷，并分头写书信，号召各地勤王平叛。吕颐浩、刘光世、韩世忠等人纷纷表态支持高宗。

韩世忠还自告奋勇愿任前部。由于韩世忠的军队在先前的沐阳阻击战中消耗很大，手下无兵，张浚还特意让张俊借出两千兵交给韩世忠统率。而苗傅和刘正彦也想争取韩世忠这员猛将，当时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和儿子都住在杭州，本来是绝好的人质。

宰相朱胜非生怕韩世忠投鼠忌器，便故意怂恿苗傅派梁红玉去劝说韩世忠归顺。苗傅头脑简单，傻了吧唧的竟然同意了，结果放跑了梁红玉，梁红玉日夜兼程，一天就到达平江。

等苗傅再派人去给韩世忠封官许愿时，韩世忠就毫无顾忌地对使者说：“老子只知有建炎，不知有明受。”径直向杭州进兵。苗傅和刘正彦闻讯后，惶然不知所措。这二人毫无头脑和远见，在宰相朱胜非的建议下，竟然又同意宋高宗复位。

四月初一，宋高宗还行宫复辟，与隆祐太后御前殿垂帘听政，恢复建炎年号，赵旉被立为皇太子。高宗复位后，故意任命苗傅为淮西制置使，刘正彦为淮西制置副使，让他们离开朝廷。

苗、刘二人怕朝廷追究其罪责，向高宗索要免死铁券，高宗知道二人学识浅陋，在铁券上写着“除大逆外，余皆不论”。

此时，韩世忠、张浚等军队打败了苗刘军苗翊、马柔吉部，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，半夜从涌金门带着2000兵马逃之夭夭。韩世忠第一个冲进宫中，拜见宋高宗于内殿。宋高宗拉住韩世忠的手，嚎啕大哭，随后其他兵马相继赶到，叛军全部清除。

之后的就是给参加平叛的诸功臣加官晋爵：吕颐浩任尚书右仆射(右相)、兼中书侍郎;刘光世为御营副使;韩世忠、张俊为御营左、右军都统制;张浚则破格提升，知枢密院事。此时，张浚才三十三岁，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宰相级别的大臣。

韩世忠也因为此次平乱立下首功，大得宋高宗的好感。所以，尽管后来张浚、韩世忠和岳飞一样，坚决主张抗战，严重违背宋高宗投降求和的意图，但宋高宗仍念着他们当年救驾的旧情，对这两人格外优容，而不是像对岳飞那样要除之而后快。苗傅和刘正彦出逃后，尚书省即下令各州县捕捉，接着又悬重赏缉拿，并命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率军追讨。

苗傅和刘正彦二人经浙西逃入福建，到浦城时，刘正彦被韩世忠俘获苗傅干脆脱下军服，隐姓埋名，藏匿在建阳(今福建)，结果被当地土豪唐标发现，执送韩世忠。

这俩智障者拿出免死铁卷，还想着能留活命呢，韩世忠说谋反就是大逆不道，杀你没毛病!韩世忠将二人押解到建康(今江苏南京)，凌迟处死。整个事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闹剧。

事件的发起者苗傅和刘正彦，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主张，无非就是觉得高宗处事不公，赏罚不明，自己受委屈了，王渊康履太过跋扈，头脑一热，想一出是一出，之后又是昏招頻出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都不懂，放走梁红玉，又同意高宗复位，还要什么免卷。“明受兵变”虽然像一场闹剧，但却对宋高宗以及其后的南宋朝廷产生了深远影响，甚至改变了南宋的历史走向。

金人还没能夺了他的皇位，但自己身边的武将却随时可以做到!武将的权力过大，对皇权是天大的威胁，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赵构对于武将的态度，以及南宋的对外政策。受此惊吓后，他充分认识到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极端正确性，从此不再信任武将。

为了避免武将掌握军队实权，他宁可舍弃娘老子与金国委曲求全自甘做小，也不支持北伐恢复。这就为岳飞被杀埋下了伏笔。

从正面看，这个事件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降派势力。叛乱者指斥朝廷重用投降派，部分将领遇敌不战，使高宗意识到了妥协政策不得人心。

其后，高宗迫于金军的无休止入侵和社会上的抗金呼声，重用张浚、韩世忠、岳飞等抗金将臣，全力抗击外侵，取得几次大胜，既震慑了金军，又赢得了民心，稳固了政权。

后期虽然还是以议和为主，但通过以战求和，为议和增加了筹码。其次，抑制了宦官专权势头的复苏。叛乱者的除宦诉求和行动，给朝廷敲响了警钟。

叛乱平息后，朝廷专门下诏，禁止宦官勾结军官以及贿赂借贷、役使禁兵、干预朝政，并裁减宦官人数，这些措施，对抑制宦官专权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其三，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吏治改革。针对叛乱者指出的部分官员骄横枉法、用人、赏罚不当等方面的政弊，统治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如，全面实施仁宗时期的法律制度;赏赐标准提高，条例约束放宽。